蜀王本纪还有蜀王砂锅简介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蜀王本纪，以及蜀王砂锅简介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文物说史｜三星堆又上新了
三星堆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包含13个人物，展现了古蜀人的祭祀场景。 （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璋，玉璋是一种源于黄河流域的器物，传播到了三星堆。 （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内含一块质地良好的玉。（资料图片）
这几天，许多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三星堆第7、8号“祭祀坑”一些重量级文物的出土过程，再度为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致无比的文物而折服，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终于确定，这是来自三千多年前的古蜀人的馈赠
从成都坐高铁出发，只需18分钟就能到达广汉，这里是三星堆的故乡，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1929年，这一年一位农夫在月亮湾挖出了不少明显带有蜀地风格的玉器。月亮湾与三星堆仅有一河之隔，这条河叫马牧河，马牧河西岸的平原上隆起三座土堆，恰如天空中的三颗明星，三星堆故此得名。
三星堆在1934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三星堆才真正吐露出深埋地中千年的无穷瑰宝，让世人震惊不已。1986年，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两座“祭祀坑”，我们今天在三星堆博物馆中看到的那些标志性的器物——双眼凸出的青铜面具、连接天地的青铜神树、双手不知持何物的青铜大立人、表现三星堆人对太阳崇敬之情的青铜太阳轮等，均出自这次发掘。
1、2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但更大的惊喜在三十多年后次第向观众展现。2020年至今，考古学家在1、2号“祭祀坑”附近新发现6座“祭祀坑”，“祭祀坑”的平面均呈正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目前，考古学家已经结束了对3、4、5、6号“祭祀坑”的野外发掘工作，其中3、4号“祭祀坑”进入整理阶段，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而7、8号“祭祀坑”正在进行埋葬文物提取工作。
去年，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一批三星堆文物的出土过程，如5号“祭祀坑”出土的不完整的黄金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重约280克，它取代此前金沙遗址发掘出的一张黄金面具，成为目前我国商周时期发现的最大黄金面具；而4号“祭祀坑”发现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为什么会有高高的发髻也令考古学家与公众感到神秘。
近期，观众又得以通过电视直播见证7、8号“祭祀坑”文物的出土过程，三星堆再度震撼了世人。在认识这些文物前，不妨冷静认知此次三星堆考古得到的一项重要成果。
考古学是一门尤其关注时间的学问，考古学家综合多种方法来判断一件器物、一个遗址及一种文化的年代。对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过去三十多年存在争议，在本轮三星堆考古中，考古学家对近200个样品进行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除5、6号“祭祀坑”年代稍晚之外，3、4、7、8号坑埋葬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从而解决了过去三十多年关于“祭祀坑”埋葬年代的悬案。
当确知那些神秘而精致的器物出自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工匠之手时，我们无疑更加为三星堆文化以及古蜀文明的灿烂而自豪。
“烧烤架”还是“月光宝盒”，三星堆出土了连考古学家都未曾见过的青铜器
“它长得有点像烧烤架”，6月14日，当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从7号“祭祀坑”中成功提取出来时，许多收看直播的网友都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这件长61厘米、宽57厘米的青铜器初看确实长得像烧烤架，古人很早就懂得烧烤的乐趣，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中有一件汉代的铜烤炉，四壁镂空成网格状，汉代流行以烤肉佐酒，一如今日的饮食习惯，那时人们在铜烤炉内放上炭火，再将肉串或大块肉放在火上加热。
对于负责7号“祭祀坑”现场发掘工作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而言，他更愿意用“月光宝盒”来称呼这件青铜器。“宝盒”由上下两层网格组成，四角雕刻龙头，而两层网格围拢的空间中所藏的宝，是一块椭圆形的质地和工艺俱佳的玉器。
这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是考古学家从未见过的器物，黎海超认为它设计精巧，至于用途则不得而知，可能它并无实际作用，只和表现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有关。考古学家在网格表面和玉器表面都发现了大量纺织品残留，未来考古学家将探求这件特殊的器物是否整个被丝织品包裹。
出土文物进入实验室后，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还能获知文物更多的信息。据报道，在本轮三星堆考古中，考古学家在实验室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祭祀坑”中发现了丝绸的痕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是从蜀地走出的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前两句。古蜀国的开国之君蚕丛的名字中有一个“蚕”字，正是蚕这种神奇的动物撑起了丝织业，汉代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称蚕丛“教民蚕桑”，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双重证据，可知古蜀人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今天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的观众，可以看到博物馆正门处竖立了一块“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零公里”的纪念碑。与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相比，南方丝绸之路的名气稍逊，但历史同样悠久。汉代享有“凿通西域”之功的张骞，在大夏（约在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到来自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让他大吃一惊，询问大夏国商人这些商品从何而来，商人告诉他是从千里之遥的身毒国（即印度）采购的，由此可见那时蜀地便有通往域外的较为成熟的路线。
今天的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是一组道路的总称，它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联通东南亚和南亚。地处西南一隅的古蜀人，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也许从三星堆的时代起，他们便开始了这一事业。
“国宝中的国宝”展现了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景，更多秘密还有待实验室考古揭晓
近几日的三星堆考古出土珍品令观众目不暇接，但有一件独得青睐，考古学家盛赞这件文物乃是“国宝中的国宝”，它便是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神坛残高将近1米，分成基座及基座之上的人像，考古学家推测有纹饰的镂空基座内应悬挂了一个铃铛。1979年考古学家在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花尔楼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一件饕餮纹青铜铃俎，“俎”是一种盛肉的青铜器，古语有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其他青铜俎不同的是，这件青铜俎在俎案下悬了两个铃铛，这样在使用时就会发出声音，那么三星堆青铜神坛基座下的铃铛会否也是通过声音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呢？
基座平面上，一出好戏正在上演，负责8号“祭祀坑”现场考古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认为，这件青铜神坛“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基座平面上共铸有13个青铜人像，四角各有一跪坐的人，四位高大的“力士”因为跪坐在一个小台基上更显威武，他们面向前方，合力抬起一只小神兽，小神兽是各种动物的混合体，造型十分独特，高大的“力士”之间是四位端坐在小台基上的人，而位于整个基座平面中心的是一个跪坐的小铜人，许多网友说它与今天青年人喜欢的手办如出一辙，可见三星堆人在审美上走在了时代前列。
位于中心的小铜人，用一条背带将罍捆扎在自己的背上，罍的器型完整、刻画精致，连绳结都清晰可见。考古学家认为小铜人之所以能立于中心，是“人因物贵”，他背负的罍是一种青铜酒器，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传统礼器，三星堆人对青铜罍等中原礼器的偏爱，或许体现了古蜀人对中原文化的推崇。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既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地特色，又接受了来自中原等地文化的影响，从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有力证据。
7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铜顶璋龙形饰，这当然不是龙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三星堆文物中，实际上，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的介绍，三星堆文物中龙形象的集中出现为中原各遗址所不及。璋这种具有庄严内涵的器物，则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联系的又一条管道。璋是一种扁平而修长的玉器，有的璋在顶端会开出一个V字形的缺口。古代典籍《周礼》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这六种玉器分别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璜、玉璋，合为“六瑞”。璋起源于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成为核心的礼器，这一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器物，在商周时代已出现在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1986年考古学家在三星堆2号坑发现了一件特殊的玉璋，在这件玉器上雕刻着两幅“祭山图”，展示了古蜀人祭祀神山的场景。
本轮三星堆考古发掘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近1.3万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已在建设新馆陈列近年的新收获。无论是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还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三星堆已经带给了我们许多惊喜，目前仍有很多关注度颇高的文物没有在实验室中得到更细致的检验，青铜神坛的完整形态是怎样的，“月光宝盒”中含的那块玉是否会有铭文，明天三星堆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陈彧之）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东西问·镇馆之宝｜黄晓枫：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雕刻这头“庞然巨兽”？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5月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四)，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成都5月2日电 题：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雕刻这头“庞然巨兽”？
——专访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
作者 单鹏
收藏于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中的石犀，凭借3.3米的身长、1.2米的身宽、1.7米的身高，以及约8.5吨的体重，成为成都博物馆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镇馆之宝”。这件出土于2012年的石犀，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
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雕刻这头“庞然巨兽”？石犀与镇压洪水，以及“天府之国”形成有何关联？两千多年后，石犀从重现人间到陈列展出，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还有哪些谜团？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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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东西问·镇馆之宝】黄晓枫：蜀人为何在两千多年前制造这头“庞然巨兽”？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石犀从重现人间到陈列展出，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
黄晓枫：1973年，成都天府广场北侧的成都电信大楼破土动工。工人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一块动物形状、体形庞大的大石。考古专家赶到现场后，初步确定这是一件红砂岩雕刻的石兽。由于当时挖掘技术不到位、保护条件有限，这件露头的石刻未挪动，就被回填，石兽再次“沉睡”地下。时隔近40年，成都电信大楼拆除，原址修建四川大剧院。2012年12月，修建过程中，这头“沉睡”了两千多年、形状似犀的石兽终于重见天日。
2012年12月，石犀在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出土。成都博物馆供图
石犀为红砂石质，长期掩埋于地下，一朝出土，需要进行严格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否则会逐渐风化、剥落甚至损毁。研究人员首先结合妥善化学处理，用手工剔除的方法，去除石犀表面的钢筋水泥和附着物。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石犀受水土中盐分侵蚀，需进行科学细致的脱盐处理。研究人员花费两年时间，反复使用无酸脱盐纸张，吸附提取石犀中的水分及侵入内部的盐分，使其达到能在空气中放置的稳定状态。其后，研究人员对石犀表面粉化、破损部位予以加固和修复，以阻断粉化进程。修复工作持续了近三年，最终在2015年10月，石犀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被移送至成都博物馆展厅。
石犀目前陈列于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展厅。王磊 摄
经考古发掘人员研究判定，石犀埋藏的地层时代在战国至汉晋，其形态风格则呈现出早期圆雕石刻简约、厚重的风格，雕刻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是四川目前所见这一时期最完整的圆雕石刻文物，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同时期最大的圆雕石刻。石犀整体雕刻风格粗犷古朴，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雕刻卷云纹。石雕成型后，工匠磨光石犀表面，当时雕刻者的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中新社记者：两千多年前，蜀人为何制造这头重达8.5吨的“庞然巨兽”？
黄晓枫：先秦时期，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河系密布，降水丰沛的年份、季节常有洪涝灾害。在治理水患、修建水利工程的过程中，蜀地积累了丰富的水利技术、治水理念，也逐步形成一些相关的水文化。治理水患的同时，蜀地先民常在江畔、水道、重要地点放置大型石人、石兽，以求镇水避祸。
石犀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图为石犀出土时的照片。成都博物馆供图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体现了古人立石人于水中、祈求平顺的观念。考古人员陆续在都江堰内江、外江河道中发现的李冰石像等石人，正好与文献互为印证，反映了当时与水利紧密关联的立石习俗与仪式。此外，有学者认为，这类大型石人或石兽也可作为观测水文、水位的标尺，是水则的一种形态。
为何要把镇水神兽做成犀牛的样子？先秦时期，古蜀人崇尚“万物有灵”，常常赋予自然万物以一定能力。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信仰，认为犀牛可以从水中安全通过，具有分水功能，因此赋予犀牛镇水的神力。这种“犀牛镇水神”的观念，在殷商到汉晋时期的文献中，也有不少相关记载。
此外，成都平原在三四千年前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群体与现在有一定差异，古生物学家认为这里曾有犀牛生存，这也成为当地人将犀牛作为镇水神兽原型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石犀与李冰治水、“天府之国”形成有何关联？
黄晓枫：经研究，我们认为这一石犀很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李冰凿刻、用于“厌水精”的石犀。石犀出土地层的层位年代在考古学上判定为战国至汉晋，出土地点在现在成都城市最中心的天府广场东北角。从这个区域的相关遗迹，以及出土的涂朱瓦当等高规格建筑材料和遗物观察，此地当属秦汉的蜀郡官署所在地。结合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的记载，有两头石犀放置于蜀郡太守的府衙之中，因此研究者认为它是李冰所作五枚石犀中，安置在“府中”的其中一枚。
石犀出土后，专家制作的石犀病害分布图。成都博物馆供图
作为李冰所作的“镇水神兽”，石犀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以及消灾祛难的祈求。李冰所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遗泽“天府之国”，是中国古代一次集大成的水利工程创举。都江堰水利工程和与之相关的渠系水网，构建起集防洪、灌溉、交通、水运于一体的平原水系，成为成都平原从洪水泛滥迈向“天府之国”的基石。石犀作为这一重大创举的象征，蕴含了古代成都平原文化融合与演进、生产技术发展等重要内容。
中新社记者：石犀身上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黄晓枫：2012年“镇水神兽”石犀重见天日后，学者一直对其进行研究，解答了不少问题。但石犀身上还藏有不少未解之谜。比如，《华阳国志》记载了“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因此可能还有四头石犀埋藏在成都不同地点，但能否“重见天日”，取决于这些文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完全或部分地保留下来。
石犀下颌及前肢躯干雕刻卷云纹。王磊 摄
又如，石犀尾部左侧有三处刻画明显的符号。经研究，这三处符号是人为雕刻痕迹，但既不是金文或甲骨文，也不是同时期的巴蜀图语。它们有何含义？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石犀尾部左侧有三处刻画明显的符号。王磊 摄
作为镇馆之宝，石犀凭借悠久的历史、深刻的内涵以及“呆萌”的造型，受到观众的关注与喜爱。目前，将石犀与天府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创产品已开发了两百余款，再现和讲述着成都古老的历史文化。石犀作为独一无二、具有重要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不仅是战国晚期至秦汉的“镇水神兽”，更是成都从古蜀迈向秦汉统一王朝的历史进程中快速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实证。它的背后，是秦汉时期“天府之国”形成的宏大历史。石犀，也成为观众认识天府文化、感知城市成就的历史瑰宝。
中新社记者：以石犀为代表的巴蜀文物，如何架起中外交流的文化桥梁？
黄晓枫：成都博物馆馆藏30余万件青铜器、金银器、画像砖、石刻、陶瓷器、书画、道场画和木雕、皮影等各类文物精品，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记录与展现了成都地区的区域文明史和城市发展史，是世界认识成都历史与城市成就的最佳实证，也是连接成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近年来，前来成都博物馆参观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对古蜀文明的发源历史、成都城市的发展脉络表现出极大兴趣。
众多文物中，石犀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明星之一，是成都博物馆“重量级”的“文化大使”。今年3月，萨尔瓦多驻华大使阿尔多·阿尔瓦雷斯一行到访成都博物馆参观，当了解到石犀、天府汉碑、汉俳优俑等一系列文物出土于成都博物馆周边，以及成都有着约4500年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城址不变、城名不改的文化特质时，他感慨道：“今天，看到中国能保有自身伟大的语言，并承袭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我很震撼，这是十分难得的成就。”
成都博物馆肩负着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责任，以展览作桥梁，搭建起不同国家、民族、文化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渠道。成都博物馆将持续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对话世界文明，致力于多元文化传播，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完)
受访者简介：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王磊 摄
黄晓枫，201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博物馆学与考古学，文博研究馆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成都博物馆协会陈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09年8月开始参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主持《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展览策划工作，并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推荐精品奖。2016年以来，作为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副馆长，主要分管展览业务工作，完成60余项临展特展项目的策划、实施，并作为副主编、执行主编完成了17本大型展览图录的编撰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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